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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那些历史长河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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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新大系导言集(1917-1927)》首先一定是被它华丽隆重的阵容所惊艳：蔡元培 总序 (中);胡适 《建设理论集》导言 (右);郑振铎
《论争集》导言(中);茅盾 《一集》导言(左);鲁迅 《二集》导言(左);郑伯奇 《三集》导言(左);周作人 《散文一集》导言(中);郁达夫
《散文二集》导言(左);朱自清 《诗集》导言(中);洪深 《戏剧集》导言(中);阿英 《史料·索引》序例(左)。(小括号中为各人当时政治立场)</p>
这一列名字无论哪一个单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帅蔡元培，到得力g将胡适，到创作实绩傲人的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是并肩奋斗的同仁、战友。接着我们会好奇，当这些曾经亲自为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摇旗上阵的先锋勇士站在1930年代重新回顾他们二十年前的奋斗不知会有怎么的心态变化。</p>
1930年代初，革命日盛，文坛已经很政治化，这些顶级名家中，有的因政治倾向不同彼此对立，或有人事的纠葛，原先相对统一的新阵线，已经明显分化。郑振铎在《论争集》中就不禁生出“凄楚之感”：“当时在黑暗的迷雾里挣扎着，表现着充分的勇敢和坚定的斗士们，在这虽只是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间，他们大多数便都已成了古旧的人物，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只有少数人还维持着斗士的风姿……”他们并肩作战的时代过去了，到为《大系》作此导言的时候，这些人之间是有裂缝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们对那段历史各自进行一番历史发生学的演义时，是不是会生出一场罗生门呢?</p>
这些顶级名家在参与和支持《大系》的编选出版上态度一致，因为1930年代革命和文化复古逆c使得确立新历史地位成为迫切，而且从他们个人角度考虑也有将自己成就进行历史言说的yu望。但他们毕竟立场不同，有些人甚至有人事上的纠葛。所以这种兼顾各方的人员选择方案，更容易留下他们之间裂缝的蛛丝马迹。</p>
首先发现的裂缝是蔡元培忽视了周作人。蔡元培在《总序》中说：“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作为卷首的开篇之语，蔡元培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直接比附为西方文艺复兴，赋予其复兴的使命，放在很高的历史地位，从而高度肯定了《大系》的编纂意义。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要注意：“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复兴”。</p>
阐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要先辨别“革命”“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词。“革命”以解决新“写什么”和“怎么写”为任务，前者的答案是周作人的“人的”，后者的答案是接近民众的白话文，他们最终的目标又都是在中国进行政治革新，振兴民族和国家。“五四运动”是一场群众x的武力政治运动，让人们看到了群众蕴蓄的巨大力量，于是就有一些人格外重视革命要求普及白话文的一方面，启发民智进行思想革命。五四影响巨大，随之产生一系列的泛文化的变革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元培采用“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一说，可见他以白话为工具进行思想革命、政治改革的直接目的x。</p>
蔡元培提倡的“复兴”是由而及艺术、科学、政治、宗教等的文化的复兴，但他却轻视“创造”。在他看来优秀的文化早已存在，复兴所需做的工作就是找到适合有力的工具挖掘出古时优秀文化即可，而不是另行创造一种全新内容的新文化，带有明显的承袭就特征的趋向。他说：“欧洲与美术……复兴时代最伟大的美术家……开先的科学家……何以不说为创造而说是复兴?这因为学术的种子，早已在希腊罗马分布了。”“及十三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以意大利语发表他最著名的长诗《神曲》……是欧洲复兴时期的开山。嗣后由而艺术，由，以至政治上，宗教上……”他认为：“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上?这因为是传导思想的工具。”欧洲文艺复兴正是“把各民族方言利用为新的工具……遂产生各国语的新。我们的复兴以白话革命的条件，正与但丁等同一见解。”新的急先锋们一开始就一再强调的“精神”(内容)，胡适在《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是当时关于改革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而蔡元培文里提到了胡适、钱玄同、刘大白、刘半农……却绝口不提周作人“人的”对新文化的巨大贡献，并不是他针对周作人。一年前(1935年)周作人五十大寿，蔡元培作诗祝寿，可见他们关系至少不坏。蔡元培站在运动之外，宏阔的视野关注的是运动的大进程，一力倡导白话工具论，工具论，必然缺乏直接进行革新创造者的那种对内容的孜孜以求精神，忽略了“人的”，和胡适、周作人这样的“后进”相比显得有些保守，也在情理之中。而周作人此时则已经放弃了自己“人的”的单纯信仰，他对蔡元培此处的忽略当会不以为意吧。但是蔡元培这种粗线条、工具论的史叙述却对后世有不好的影响。</p>
同样的缺省策略茅盾更刻意、明显地使用了。茅盾在《一集导言》中掠过胡适，开篇从陈独秀谈起新，说道：“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的创作出现。”而鲁迅在《二集导言》中开篇就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出‘改良’，后来进一步而号召‘革命’的发难者。”有点针锋相对的味道。此时，鲁迅和茅盾都是左派备受推崇的领袖人物，而鲁迅有其更独立的姿态，茅盾的党派立场则更显露无疑。此处便透漏出两人立场态度的微妙差异，很有意思。1928年到1929年的革命论证，鲁迅和茅盾都卷入其中，都受到创造社和太y社的攻击和批判，但是又有质的不同。1928年郭沫若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作为反击，鲁迅发表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表达了对创造社的反感，称他们是新才子加流氓。而茅盾则是和创造社、太y社则是在怎样进行革命的创作上发生了分歧，茅盾撰写了不少文章意yu对提高革命的艺术x方面进行指导，是真正的左翼作家代表。</p>
赵家璧虽然是第三方商业x编辑出版的代表，但是他的思想是左倾的，他视茅盾为仅次于鲁迅的新导师。他在回忆录中就表示《大系》的实际编辑组织者实在应该是茅盾，从大系标题，时间段划分，到分册选员等茅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大系》的主导位置是“左”，“右”和“中”都是客居甚至被压抑的地位。</p>
赵家璧在《话说〈中国新大系〉》中说：“当我把这些想法向鲁迅、茅盾、郑振铎、阿英、郑伯奇等前辈作家请教时，普遍得到赞同和支持。”他请教的出郑振铎外都是左派的作家。在设计《大系》的编辑结构时也曾格外注意其“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但考虑到若完全找左翼作家编，不来一点平衡，肯定无法通过审查得以出版。而且30年代的的消费价值凸显，就连革命也是极其注重消费价值，赵家璧从商业上考虑胡适、周作人这样的“名宿”是不应该错过的。所以最后决定的编辑人选，的确照顾到不同政治倾向的“平衡”，当然也重其在文坛的地位。这样，才成全了《大系》j乎完美的编选人员比例。</p>
赵家璧在《话说中国新大系》中说：“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文化界炙手可热的权威人士，政治上在逐渐右倾，左翼作家对他很有意见……我拟请北平的周作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茅盾认为《大系》既然请了胡适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选，散文集请周作人编选一集也无不可。”从“既然……也无不可”的语气中可见作为左翼分子的茅盾对胡适、周作人的反感。所以茅盾可以忽略胡适的《改良刍议》是他当时的立场和态度使然。但是这样以政治立场和时代氛围为依据的史叙事影响、危害更是不小。</p>
其他还有不少可发现的裂缝，比如胡适批评了陈独秀。胡陈是新文化运动两员同仇敌忾同进退的猛将，也是很好的朋友，胡适在写《建设理论集导言》时也在和狱中的陈独秀通着信。但胡适在文中却对陈独秀的“最后只因”作了不无偏颇的批评，这是有点指桑骂槐的味道。胡适不可能不感到周围革命的不友好气氛，他欣然答应参与编写《大系》除了希望继续为新文化运动实绩确立历史地位出力之外，并不是没有s心的。也许正由于刻意表明不与革命c流为伍的姿态，他和周作人的行文中最可见出自我标榜和当仁不让的自信。他说“赵家璧先生要我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纂，我当然不能推辞。”言下之意，舍我其谁(另一位最有资格的陈独秀正身陷囹圄)。“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不虞之誉。”“至于我们j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一生以“国民导师”为方向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最温和也最坚定，虽然在新旧难辨、前后难辨的回流中他的坚持使得他显得保守，因而失掉号召力”，可他一直自信地坚守自己的路。他一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所以他对陈独秀的有失偏颇的批评不是“首功之争”想要“荣誉重新分配”，在为信念和理想辩论。可见，胡适在文中做出的淡然自处、旁若无人的自我标榜下是一份战士的斗志。</p>
至于周作人，在写《散文一集导言》时表现得完全像个“文抄公”了，他不像胡适那样耐心地条分缕析，希望获得理解之人。他整段整篇地奉上自己的大文，口中虽然说着“无论一个人怎样ai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总不能说上面的两节写得好，它只是顽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但又忍不住强调“只是断p，但是意</p>
大抵还是一贯，近十年中也不曾有多大的，变更”。看似散漫慵懒的行文，任大家随便看看，实际是一副对读者ai理不理的样子，故作姿态不愿多言说。看似“宽容”实为“苛刻”的态度，言下之意是“我的意思早就都在文章里说过了，自己去找吧”，连多说一遍的耐心都没有。文章最后对“左派”“右派”的描述更是一副有话不好好说的样子，是周作人一贯给人的印象。</p>
可能因为郁达夫《散文二集导言》写得太好了，都没有人质疑过为什么不让他写导言。自从梁启超说：：“yu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中国发展的历程中就一直居高不下，引起的影响总是远大于其他形式。而创造社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郁达夫，而且郁达夫散文二集的选文并不出彩，或者真是郑伯奇占了本属郁达夫的位置。当时郑伯奇和赵家璧是同事，近水楼台，他和茅盾早已先预订下了集的编选权，然后推荐了鲁迅也来编选。茅盾却不甚喜欢郁达夫的，或许由于茅盾在编纂《大系》时对赵家璧影响力的巨大所以，郁达夫只得了一份和不甚受欢迎的周作人一样的工作。《大系》还是若隐若现地现了当时的左翼观点。郁达夫的天真烂漫，表现得完全像是周氏兄弟的小粉丝。五四姿态衰退，只有蔡元培和郁达夫仍禀五四风度：天真，乐观，热情，自信洒脱。</p>
周作人却成为他的鲜明对比：自我引用、自我标榜，不仅对选文不置一词，对自己的热情洋溢的“粉丝”郁达夫也未置一词。仿佛蔡元培的同代相轻的习气(他在文中宁愿称康有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最有名也不绝口提梁启超)在周作人这里发展到了最甚，但提携后进却又都尽心尽力。这或许是五四文人的局限，但也可说是一种五四风度：旁若无人的自信自为。</p>
赵家璧说《大系》的《诗集》原来准备请郭沫若主编的，但被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否决了。“理由”是郭沫若写过指名道姓骂蒋介石的文章，结果只好临阵换将。赵家璧请教了茅盾和郑振铎之后换上朱自清。对郭沫若编选《诗集》的面貌的好奇，不亚于想看到郁达夫编选的《三集》。不过我想幸而郭沫若审查不会通过，不然鲁迅和茅盾都不会高兴的吧，甚至鲁迅就此退出《大系》也未可知。</p>
像这样运动的参与者和卓有成效提倡者们直接进行史的书写和评价，只能说是可遇不可求。二十年后的这次五四新文化g将们的集回视，是一次此我与彼我的对话，叙说的姿态没有谁是谁非，其中有坚持自我，有彼此分裂，我们庆幸的唯是从叙说的姿态中窥见一斑历史的遗迹。</p>
在大家都站在今天的立场，斟酌取舍着各自的叙说话语时，洪深却是一力要回去还原历史现场，他的《戏剧集导言》俨然一部“伟大的十年”的恢弘戏剧史。放在书后留给读者的是一阵历久弥新的历史慨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