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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2章 宫里宫外(十八)东厂提督王安

作者:云无风        书名:大明元辅        类型:历史军事       直达底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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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进去了王锡爵家开的赌场,这件事虽然也有可能只是巧合,但不管怎么说,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肯定不得不查。高务实固然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当着陈矩和刘平的面肯定不能直说——虽然他俩心里也清楚就是了——于是,这就要问一问东厂的情况。

    “王厂督是麟冈兄你推荐的,当前局势微妙,不知麟冈兄以为他是否可以为我等所信任?”高务实沉吟着问道。

    “这……”陈矩忽然有些犹豫起来,半晌不语。

    高务实逐渐皱起眉头,刘平见了生怕高务实动怒,连忙插话道:“想是侯爷贵人多忘事,王厂督虽然人品不错,但他毕竟是皇长子的大伴出身,眼下之事若是交给他来办……着实还是有些危险的。陈掌印所以沉吟不语,奴婢以为便是此故。”

    “哦,这样啊。”高务实这才想起来,王安虽然是陈矩推荐上位做的东厂提督,但他在提督东厂之前的确是朱常洛的大伴。

    这事有些前因需要一说,最先的起因得从张诚倒台算起。当年张鲸被高务实整倒之后,张诚接替他成为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并照例兼任东厂提督。

    张诚与张鲸同出一门,原先都是大宦官张宏的干儿子,不过张诚与张鲸两人的私交并不算太好,毕竟他们实际上是竞争关系,也逃不了内卷的命嘛。

    虽说关系不怎么样,但张诚上台后却也慢慢与高务实走上对立面,比如他他多次暗中联合申时行与王锡爵,怂恿心学派与高务实对着干。

    可惜心学派当时一直被高务实接二连三的大功压得喘不过气,实在不敢太过于明目张胆,只敢背地里使绊子,而偏偏高务实的功劳越积越多,这些手段最终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申时行虽然一直想控制党争烈度,谁料江南漕军骚乱一事最终还是闹大了。这一来,申、王两位阁老因为御下不严,难免要为下面的人胡作非为负责,因此被迫双双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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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到这儿,张诚其实都没有彻底暴露,高务实只是通过内务部的报告知道他有几次暗中拜访申时行的举动。张诚的真正暴露,反而是因为申、王下台而惊恐不已,病急乱投医之下居然跑去和武清候府拉关系,生生搞了个联姻出来,这才曝光的。

    张诚自己虽然是太监,但他家并不是只有他一棵独苗,他是有兄弟的。所以急切之下,他就为自己的侄女攀附上了第二代武清候李文全之子李诚铭。

    李诚铭是李文全的长子,理论上只要活过他爹,就是下一代武清伯——倘若今上活得够久,按照朱翊钧的风格,搞不好他还能继续当武清候而不必降等承袭呢。

    这其中的辈分是这样:第一代武清候李伟是朱翊钧生母李太后之父,所以李文全就是国舅爷,那么李诚铭相应的就是朱翊钧的表兄弟。朱翊钧对亲人出了名的好,因此在张诚看来,抱住武清候府的大腿,自己怎么着也应该是安全了。

    自己的侄女嫁给了皇帝的表弟,这可不就意味着自己也是皇亲国戚了吗?不看僧面看佛面,皇爷就算知道自己曾经对高阁老动过歪心思,想必也会网开一面才对。

    武清候府的确非同凡响,李伟被追赠安国公,他家的袭爵也没有降等,这都是前文细说过的,就不赘述了。

    可惜,张诚没搞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朱翊钧根本就不是因为“圣卷”而对武清候府如此之好。他只是因为现在自己武功已经鼎盛,因此更需要一些展现孝道的事情作为自己圣明天子的点缀罢了。

    于是就出事了。高务实顺藤摸瓜查到张诚当初的确多次怂恿申时行、王锡爵和自己作对,那现在申、王都以败退,岂能还留他张诚在东厂这样的要害?

    很快,科道蜂拥弹劾张诚违规勾连攀附,甚至有人说张诚乃是东厂提督,居然还结交勋贵并与之成为姻亲,此乃武清候勋贵干政,有图谋不轨之嫌!

    说实话,武清候李文全的确是挂名的五军都督府左都督,但现在五军都督府因为京营改制而更加成了空壳衙门,他这个左都督又没有在生产建设兵团任职,相当于一个人都调不动,凭什么玩意“图谋不轨”?

    但是,这种事的实情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规矩不能坏,于是这件事就闹大了,大到皇帝不得不用严惩张诚的办法来保护李文全。最终结果是李文全不过罚俸三月,张诚却捞了个“贬为奉御,发孝陵卫司香”的下场,陪他那干兄弟张鲸一道去给朱元章烧香了。

    张诚滚蛋之后,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缺位,陈矩作为掌印大太监便有了举荐权。思索过后,陈矩推荐了王安。

    王安是保定雄县(今雄安新区)人,在原历史上也算是明末重量级人物。在原历史上,他于万历二十二年由陈炬推荐成为朱常洛的大伴,也由此飞黄腾达。

    如果从原历史的角度来评价,王安应该算是万历中后期,历泰昌、到天启初年比较活跃的一个大宦官。最让人们记住他的是王安在“移宫桉”中,帮助杨涟等东林党人从李选侍的“挟持”中救出太子朱由校(熹宗),并助其顺利登基这件事。

    当然,除了“移宫桉”,王安在万历年间一直想办法保护皇长子朱常洛,在光宗登基后又参与了一系列的政务决策,且与东林党人较为亲密的关系也是高务实有些印象的。不过,最让高务实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他门下的魏忠贤反咬王安并借机起势。

    此刻高务实听了刘平的话,除了顺口回应了一句便没有太多反应,其实他是在仔细回忆自己前世在史书中对王安的各种记载,以便确定他到底应该是这个怎样的人,以及他保护朱常洛究竟是单纯的“忠于职守”,还是他在做朱常洛大伴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忠诚”。

    这是事关接下来许多要事安排的问题,高务实不得不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高务实还需要据此判断是否需要换掉这位厂督,毕竟东厂提督可是个十分关键的位置,好不容易把张鲸、张诚接连搞掉,可不能让他俩的继任者依旧是个和自己唱反调的。

    在原历史上,王安是万历六年入选内书堂的。有明一代的小黄门入宫,都会投到一个大太监门下,而王安好巧不巧的,正好投到了冯保门下。

    万历六年,李太后在儿子大婚后基本已经不问政事,冯保与张居正一人掌内廷,一人控外朝,互为援引。毫无疑问,此时的冯保权势滔天。

    理所当然地,王安在完成了内书堂的学业后,就进入了六科廊写字。之后如果一切顺利,王安就能进入文书房,再入司礼监,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向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发起挑战。这也是明代宦官上升的正统途径。

    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离世,冯保失势被贬,王安最大的靠山倒台了。所幸,当时的王安年纪不大——进入内书堂学习的孩子,一般在十岁左右。王安万历六年进入内书堂,万历十年的时候,他的年纪应该在十四五岁左右。

    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黄门,自然很难被当做冯保的死党,也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实在无足轻重。如此,王安靠着年纪小,躲过了这场朝廷的政治剧变。

    王安运气倒是挺好,因为接替冯保掌管司礼监的是大太监张宏。张宏应该是很看好当时的王安,所以王安的宦官之路并未被打断。同时张宏还提携了陈矩——没错,原历史上可没有高务实,所以陈矩是被张宏提拔的,后来他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

    关于这个兼任,本书很早就说过,是非常少见的情况,因为司礼监掌印一般不兼职,东厂提督通常由司礼监排名第一的秉笔太监兼任。由此也能看出,陈矩的确是极得朱翊钧信任。

    继续说回王安,为什么高务实认为张宏没有为难王安?因为万历二十二年的时候,陈矩向朱翊钧推荐王安成为了皇长子朱常洛的大伴。这就从侧面证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王安一直没有离开这几位权宦的视野,且才学与阅历一直在增长,所以才能得到陈矩的举荐。

    之后王安似乎还参与了一些事情,但高务实这会儿确实想不起来了。他根据时间线仔细想了想,再次搜寻到有关王安的记忆就已经跳到了着名的明末三大桉之一:“梃击桉”,而且高务实想起来的,是这场大桉中王安的一些细节表现。

    “梃击桉”这件事本身一点都不复杂,大致就是有个哥们拿了根木棍,居然进到慈庆宫(彼时已经成为二太子的朱常洛居所),要行刺太子。刺客未能得逞,但显然朝中一片哗然。然后开始查,查来查去,反正查到了郑皇贵妃的头上。

    当时舆论一面倒地要朱翊钧秉公查办,说白了就是朝臣们要求这次必须好好教训下郑皇贵妃。

    朱翊钧当然舍不得,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受害者朱常洛。这个时候,王安给朱常洛出了主意,意思是帮着皇帝把这件事情遮掩过去,放郑皇贵妃一马。

    朱常洛对于这次行刺肯定是大为恼火的,他多年来受郑皇贵妃的气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散的,但朱常洛还是遵从了王安的建议,跑进宫里当着朱翊钧的面,与郑皇贵妃上演了一幕“母子情深”的戏码。这出戏效果很好,朱翊钧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很懂事,郑皇贵妃也暂时被安抚了。

    故事讲到这,正常人应该就都觉得“梃击桉”算是过去了。然而并不是,王安接下来的一个举动,一直被人忽视,连高务实也是这会儿因为要仔细琢磨这个王安靠不靠谱,这才想起来。

    王安帮朱常洛起草了一份东宫诏令,简单的说就是关于“梃击桉”东宫的官方声明,内容基本是各种打圆场,说明太子与郑贵妃感情好如何如何好之类狗都不信的废话——但是,王安在这份诏令里的用词很考究。

    王安是用朱常洛的第一人称写的,然而不同于以往所用的“儿臣”之语,而是处处皆以“本宫”来自称。大明的太子正式自称一般有两种:“本宫”或者“孤”。不过,“孤”并非只有太子能用,宗王其实也可以用。

    如此一来,他在此处为太子特意使用“本宫”作为自称,事实上是彰显和强调了朱常洛东宫太子地位的不可撼动与权威性。

    朝臣读懂了,朱常洛不是不生气,而是这件事与太子之位比起来无关痛痒,于是朝臣也默契地不闹了;朱翊钧读懂了,自己的这个儿子终于开始有了帝国继承人的气度与眼光,拿大放小,隐隐有了君王风范;郑皇贵妃也读懂了,朱常洛的储君之位已是既成事实,难有更易,自此不再有过激之举。

    王安用一封诏令,结束了“梃击桉”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并化危机为契机,事实上巩固了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可谓机智过人,立下大功。

    想到这里,高务实仿佛思维被激活,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只不过时间线同样有些跳跃,直接到了万历晚年,是福王朱常洵终于要就藩洛阳那会儿。

    当时朱翊钧和郑皇贵妃为了保证这个宝贝儿子以后不饿着冻着,几乎竭尽财力赏赐福王,当时的说法叫“竭天下膏脂予”。

    此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不知道是不是太子朱常洛醋意大发了,他居然扣下了宫中原本要送给福王的十箱财物,并二话不说下令搬到了自己的府邸。

    其实在这件事上,高务实是能理解朱常洛的,就三个字:凭什么?

    都是儿子,我还是太子,做爹妈的把家里瓶瓶罐罐都送给了小儿子,我做老大的以后怎么管家?这是一种愤怒,委屈,悲痛各种情绪交织的心理状况。

    王安也明白朱常洛的心思,但他仍然劝说朱常洛。怎么劝的高务实不知道,反正最后还是把朱常洛说通了。于是王安把那十箱原本放在华丽箱子里的财物,换成了普通的箱子,送到了福王那儿,并另外以东宫的名义加赠十件礼物。

    然后王安给皇帝的说法是,太子觉得这些箱子太扎眼,恐引起朝臣不满,故而刻意搬进府中更换箱子。同时为了表现兄弟之情,太子还让我赠送十样精美礼物给福王。

    朱翊钧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当然,朱翊钧从来不是傻子,所以等王安一走,他转身就对身边的人说此事肯定是王安的主意。

    不过,光是想起这两件事对此刻高务实的意义不大,毕竟这只能证明王安是朱常洛身边的救火员,而高务实现在需要探知的是王安对朱常洛的这些贡献,究竟是出自于忠诚还是仅止于职责。

    好在此时,他又想起了“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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